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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无限游戏”新思维:世界文化秩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发布日期:2021-06-26 20:18   来源:未知   阅读:

  :2008年9月爆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有限游戏”金融文化的危机。危机带来“历史终结”之后的新启蒙,是人类思想史上通向新哲学、新文化的转折点。深入认知金融危机的文化原理,才足以揭示当今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的本质。此一研究,对分析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盛极而衰、中国道路之探索与自信、今日中美关系的波诡云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现象,皆具有转折性的启发意义。个人主义极端化不会带来“再次伟大”,甚至连新冠肺炎都难以招架;解决全球困境亟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方为“生生不已”之道。人类要走出个体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命运共同体的“无限游戏”上来。源自《易经》、具有无限游戏性质的儒学思想不失为超越“有限游戏”,实现世界政治“革故鼎新”的替代性文化新思维。

  作者简介:黄田园,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系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美国夏威夷大学博士

  项目基金:本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5BYY019 “二战后中国哲学典籍在美国的英译、传播和接受研究”的阶段成果。本文运用Roger T. Ames(安乐哲)教授的“比较中西文化阐释学”思想。作者向安乐哲、罗思文、成中英、田辰山、冯哲、王念宁、牛喜平表示感谢。

  黑格尔曾言,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果真如此吗?也许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的确是。因为原教旨自由主义理论将经济金融危机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自我调节。如果羁绊于这一意识形态的认知,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自然没有带来什么教训。但如果基于“比较中西文化阐释学”的视角进行反思,钻研金融危机的文化生成原理,不仅可以透视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可以由此部分解释为何近年来美国经济难以扭转实体经济萎缩、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基建破败、贫富矛盾加剧、公共卫生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等趋势;为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金融泡沫愈加恶性膨胀、险象环生,以至于“再次伟大”的美国在2020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股票市场一触即溃、一溃千里、四次熔断等诸多新乱象。的确,对于一个由个人主义理念主导的经济体,“炒”快于“干”,攫取甚至鲸吞世界财富的更便捷途径是虚拟金融,而不是干实体经济、从事物质生产。“炒”代替“干”,脱实向虚才是个人主义极端化的经济宿命。对于一个已经由金融大亨们主导的政治经济体,不研究个人主义金融文化,不足以揭示其政治经济的本质;理解金融的文化原理才能深刻揭示美国这个世界金融霸权国掌控世界的逻辑和变迁。

  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未远去。最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曾经演化为全球金融系统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甚至转化为遍及多国的实体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乃至局部战争,世界范围内金融动荡或经济衰退呈现长期化、多波段、复杂化等特征。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曾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喊出“Abolish 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People over profits”(人民高于红利)、“99% vs. 1%”(99%反抗1%)、“End the War, feed the poor” (结束战争,救济穷人)、“I could lose my job for having a voice” (我会因提意见而被解雇)、“Bankers, go to jail” (银行家该进监狱)、“We survive by helping each other. I never say ‘this is my money’”(生存靠互助,休说“这是我的钱”)等等口号。

  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的华尔街吹起更大的金融泡沫掩盖危机,2008年后的美国经济愈加脱实向虚。所谓“再次伟大”的美国,金融泡沫却愈加恶性膨胀,金融危机多次闪现。2020年初的美国股市竟然一溃千里、四次熔断。在国际政治层面,2008年以来美国并没有改变霸权的逻辑,不但撕毁条约、“退群”、“断供(世卫组织)”,而且接连挑起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颜色革命,发动局部战争、金融和贸易战争,国际体系呈现更加尖锐的利益对抗性。

  习主席于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线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

  历史并没有终结。源自美国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但重挫西方的硬实力,而且削弱了其在苏东剧变、冷战胜利之后享有的软实力神话。软实力先生约瑟夫·奈不得不承认:“文化软实力可以遭到不正当的政策的损害……华尔街金融业的失利和美国经济的低迷打击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声望。”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先生,则如此回顾2008年金融海啸的心理冲击:“这场金融灾难标志着现代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既是美国国家的信用危机,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的破产,使我们真正领略资本主义自由化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而不顾一切的腐朽本质。” 特别是“美国放松‘政府监管’,为了转嫁自身的金融风险,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开发各种衍生产品,加之虚假信用评级,把风险损失转嫁给全世界,使各国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使众多的投资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从而,导致了消费需求、企业盈利和就业形势的不断恶化,呈现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笔者2008年12月曾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首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发起了分论坛“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东西方关系”,并提出应在中西比较政治哲学的视域中阐释金融危机的文化成因,获得危机的政治文化启示:金融危机将带来中华文化“自信”和“自觉”。

  笔者2009年初曾在香港《大公报》撰文《金融危机带来文化机遇》,指出西方社会法律和理性的绝对性迫使道德边缘化,无限制积累私人财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绝对原则,某些西方大国与全人类利益的冲突日益明显。金融危机将深刻改变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将逐渐摆脱西方民主制度必然带来经济繁荣的错觉,华盛顿共识褪下光环,历史并没有在自由民主之处终结。历史是开放的、非线性的、发散的;人类社会完全可以有多种发展模式。金融危机带来东西方之间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转折,带来世界文化秩序的大变局。金融危机给中国文化大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必将激发文化和政治的自信与自觉。金融危机的文化启示将深刻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也会对世界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自由市场经济的个体逐利性催生金融泡沫。金融危机的主要文化原因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一脉相承的核心理念:神圣地、自由地追逐个人私自幸福、无限积累私自财富并且不受政府干涉的政治权利。金融海啸暴露了长期被掩盖甚至美化的现代性思想文化弊端: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意识形态。人被虚构成了分散互不联系的同质个体,假设人性为自私邪恶、不可改变,竞争和冲突则被绝对化。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提出应将individualism翻译为“一己主义”,或个人自私至上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因为individual更接近中文中的“一己”,是以一己之私作为人生和社会的最终目的,而中文中的“个人”天然含有与社会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意义。

  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是古希腊发展出来的二元主义(dualism)与超绝主义(transcendentalism),以及相应的非黑即白的、单向单线的因果思维方式。“个人主义”与信奉“人性恶”的宗教文化传统、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相联系,在“自由、民主、人权”的软实力逻辑中贯穿始终。“个人主义”派生出“理性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脱离人文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等概念。

  (一)古希腊的 “哲学谬误”。 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是自古希腊哲学家们遗传下来的质体本体论(substance ontology)及相应的超绝本体宇宙观:万物被假想为绝对孤立、分散颗粒式的、自为的单个绝对质体,它们之间只有偶然的外在联系,没有普遍的内在联系;世界由一个超绝本体主宰,这个本体是大写的存在Being或不动的动者Unmoved Mover等等,被想象为处在封闭等级体系hierarchy的最高端,世界万物按照这个超绝本体(transcendental Being)决定的单一秩序及原理联系和运动,在按照具有先验目的直线轨道运行。这样的哲学传统,被柏拉图主义二元论主导,不但万物之间二元对立,而且本体与万物之间也是二元对立的。

  主流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基本就是这种扭曲的抽象假设,很多著名哲学家都很难摆脱柏拉图绝对理念主义(absolute idealism)影响下的追究唯一造物主,追究超绝真理,追究终极不可再分的、静止不变的质体,而轻视现实生活中的延续(continuity)与过程(process)的哲学倾向,他们的哲学执迷于绝对假设以及非黑即白、单向单线的因果思维方式,这被美国本土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归为“哲学谬误”(Philosophical Fallacy)加以批判。在这个哲学路径上,科学的要旨是寻找基本粒子,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质体;主流社会科学的理论起点是抽象虚构的原子化的个人individual,而非人与人的内在关系。

  对照观之,中国《易经》哲学则是追究宇宙怎样变化、延续,以“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吕氏春秋·下贤》)的包容气度整体地、全息地观感天地万物的内在联系,自然而然地驾驭变化,贯通绝对性之相对性,开辟天地人的和谐之道。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异军突起,其无神论否定造物主或绝对真理这样的超绝本体,并将宇宙万物视为普遍联系、变化的,更趋近于中国式的关联性思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获得了深刻的共鸣和升华。那么,古希腊的“哲学谬误”何以跨越千年,演变为现实中的经济金融灾难呢?

  (二)二元对立思维占据西方主流理论。二元对立(dualism)思维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现代哲学表现形式:本质主义的人性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人性(human nature)观,将个人假定为绝对孤立、分散颗粒式的、自为的单个绝对质体。Individual就是in(否定)+divi(分)+dual(二元对立)的虚构组合,意味着个人是不可再分的、原子式的同质个体,具有不可改变的邪恶本性 (nature),这种人性观无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性、相互建构性。 人与人之间是绝对的对立、冲突、竞争,以及单线单向的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

  这样虚构出来的、同质化的、孤立的、利己的、“理性的”individual成了西方的主流社会理论,尤其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的起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也不过是一种扩大的个体。理性选择模型贯穿主流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假定个体行为者权衡成本和收益,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短期决策。相较而言,儒家的“互系选择模式”则是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长远意识。无限积累私人财富的机制(市场)、为保护私人财产进行的权力政治(所谓“民主”)和霸权秩序下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理论上都是基于二元对立的人性观。二元对立思维深刻影响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个人vs.政府、我们vs.他者、西方vs.非西方等二元对立的意识广泛存在于西方政治主流话语中。

  (三)“一己”本位与“分”的文化。古希腊传承下来的超绝主义(transcendentalism)和二元主义 (dualism)是“分”的文化(exclusive,相对于“合”inclusive的文化)基础,表现为“一己”本位思维方式。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个人主义排斥人的互系性,把人理解为分散孤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同质化原子。这意味着一己与社会的截然割裂与互斥、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对绝对的一己利益和欲望的无限追逐,乃至文化心理上对群体利益的否认与排斥、对文化自然交流融合的拒斥、维护己文化的高度封闭性,以及推广所谓普世价值的狂热(同而不和)。“一己”本位限制人的智慧潜能和道德理想追求,造成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内在紧张与冲突。

  (四)“一己”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被简约化翻译为美妙汉语“理性”、“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概念,是在对立、冲突、竞争的意义上确定下来的含义。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下,任何个人都为争取“一己”幸福而生活,诉求形而上的所谓“自由”和“权利”,形而下的自由和权利则通过冲突、竞争获得。“自由”、“民主”、“人权”取决于个体实力。“平等”竞争的个体小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大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公司或民族国家。所谓同质化个体间的“平等”自然地转化为由富人操纵掌控一切、由大国主宰小国的命运:“平等”竞争,凭钱袋和肌肉说话,结果就是资本经济加“赢家通吃”,就是儒家痛恨的强权即公理。在推行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中,所谓“自由”和“权利”是少数富人交易的商品,而世界上大多数个人只能生活在“个人主义”话语结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虚幻之中,他们的真实处境或长远前景并非如汉语直译的那般美仑美奂。

  金融危机证明:少数强势者,以形而上的“自由”为绝对真理,在形而下不受限制地攫取私人财富,把持政治权力为一己利益服务。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针对绝大多数公众的利益诉求,比如拆分大型金融机构以避免金融危机,美国国会一直不能采取断然态度;反之,对极少数资本权贵有利的政策,比如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金融机构由于投机造成的巨额债务,比如利用美元的全球流通地位执行量化宽松印钞,向全世界债权人转嫁债务危机,却能畅通无阻。

  (五)“人权”、“自由”、“民主”打倒道德。追求私有财富的政治力量借助上帝,将一系列缺乏人类经验合理性的抽象、绝对的概念转化为社会主流话语,成为他们手中强大的文化权力,并由此建立了服务他们利益的全球秩序。当自由主义变成启蒙运动的唯一符号后,神圣的上帝,功能不再是审判和管束人的不轨行为,而是放任人的“邪恶本质”。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一是将过去上帝通过道德清规戒律说过的人不可为的错事,修正成可为的正确的(right)事,这就是human rights (被翻译为“人权”,往往被误解为“人的正当合法权利”)的由来;二是让上帝赋予本性恶的人不择手段地攫取一己幸福和财富的神圣“自由”。也就是说,变换上帝的功能,人脱离道德,少数人理所当然地无限积累私人财富,并为保护私人财产进行权力政治(被翻译为“民主”),而政府则予以放任(laissez-faire)、协助。古典自由主义的这些理念被写入宪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还成为向全球推行的普世价值。

  (六)个人主义“理性”的危机。基于“个人主义”派生出了“理性人”、“工具理性”及“唯科学主义”。殖民扩张、科学发明使西方文明占据了政治经济的相对优势,“理性”甚至成了韦伯(Max Weber)等西方主流学者笔下欧罗巴人优于其他人种的话语。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近代以来世界大战、环境污染、生态灾难、金融危机等皆肇始于西方。后现代思想家们,如海德格尔(Heidegger)、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以及罗蒂(Richard Rorty)等,都以不同方式传承着尼采(Nietzsche)在19世纪开始的对启蒙运动,对主流“理性”话语,尤其是对单线单向的理性因果思维的批判。他们“非主流”的革命性努力正在一些层面上同中国的思想传统形成对话。

  (七)科学、理性和法律蜕变成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启蒙运动中,当“自由”、“人权”、“民主”、“个人幸福”等等概念,籍由上帝或某些绝对原则,而获得神圣的、绝对的意识形态地位之时,理性、科学、真理、市场、竞争、法律、技术等等一系列概念也成了“终极价值”,“个人主义”则贯穿这些概念。资产阶级借助科学和理性等等概念获得了财富和权力的支配地位之后,科学、理性和法律蜕变成了“个人主义”权力政治工具。理性不可避免地沦为工具理性,于是一个非道德之徒,也能通过理性、科学和法律的手段达到财富和权力意义上的“成功”。

  (八)世纪乱象之源的个人主义。新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仿佛是忘了1929年大萧条的教训,放松金融监管,致使逐利型金融衍生品链条越来越长,不但华尔街大搞金融有毒产品,炮制精密繁琐的理性数学模型搞“庞氏骗局”,在美国监管机构的放纵和默许下不但欺骗了美国民众,甚至欺骗了许多外国政府,酿成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而且美国等某些大国为了转嫁或掩盖危机,采取了若干拙劣的技巧,从利用手中货币的全球流通地位竞相推行量化宽松,甚至是无限宽松的印钞政策以稀释他国外汇储备,到背信弃义地断供、退群、毁约,巧立名目地搞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发动贸易战争,再运用所谓“巧实力”策动颜色革命,甚至当国家债台高筑时仍然穷兵黩武,宁可继续扩大外债也要增加军费研发新式武器,制造区域紧张局势乃至直接发动战争。

  (一)东西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转折。历史没有终结,东方不再从属西方。国际金融海啸的发生和演进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确立数百年的金融和文化霸权,人类正在摆脱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文化的真正自由反思、对比、辩论和交锋,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启蒙时代的主题,也昭示着新哲学、新文化,乃至新文明的诞生。

  从福柯(Foucault)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角度和萨伊德(Said)东西方关系的角度来看,东方从属西方的知识基础在2008年后急剧消减,殖民时代以来形成的那种微妙的文化心理正在转变,特别是“中国有了问题―美国怎么样―中国就该怎么样”这类二元对立的话语已经广受质疑。

  2008金融危机伊始,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就曾指出:“过去我们曾以美国为师……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让我们看到,没有一种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总结世界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时,也不能仅考虑技术性措施,而应从理念、机制上研究……认清精华和糟粕。”

  2015年,许嘉璐先生基于二十几年来对美国的思考撰文指出:“20多年前我访美的时候,一位著名的教授对我说:‘个人主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癌症!’当时我对他的话还理解不透,经过二十几年对美国和世界的思考,才觉得他的话一针见血。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危机转移、贫富悬殊等,以及对外的双重标准、穷兵黩武,无不由个人主义所延伸。”

  (二)金融危机带来文化自信与自觉。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受困于现代性弊端中的西方,对探索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中国,都具有深远借鉴意义。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当代人类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要解决这些难题……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归纳相关的儒、道经典元素,建构一套经济文化对比的线.相信教育、示范、对话可以改造人的人文理想。 与上文提到的“个人主义”诸范畴对照观之的是,源自《易经》的中国哲学思想中,没有本质主义的人性(human nature)观,不认为人生来固有本质性的、天定不变的缺陷。因此,儒家认为人作为个体,在人与人的内在关系中努力提升完善自己,不但必要,而且可能。人应该首先实现自省和自律,获得恰当、适宜的人际关系,儒家讲求“蒙以养正”、“立身行道”、改过迁善。同时,儒学思考“人”问题的起点是关系,人没有被假定为孤立存在的“一己”个体,“人”的概念是置于家庭和社群的,个体与社会环境被视为具有内在联系,因此儒家特别强调要通过教育、环境“移风崇教” (《韩诗外传·卷八》),特别是以榜样和典型在人与人的内在关系之中正面影响人,使之提高思想觉悟,克己复礼、推己及人、修齐治平。

  反之,在自由主义思想中,人类初始状态的邪恶性是核心理念,至少在个人层面人类是不具备自身从善或提升能动的。然而,人的自我提升与社会和谐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易经》政治哲学至关重要的观念。能否实现伦理差序基础上的内在自省和自律(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用以展现魅力的“一己”绅士风度,或服从于强加的、清规戒律式的外在道德),被儒家视为“成人”的标志,或者禽兽与人的区别。金融危机证明“个人主义”难免走向工具理性的歧途;没有建立在内在伦理教育基础上的社会经济行为,带来了重大破坏和危害。

  2.“君子务本”、克己复礼、居安思危(《周易·坎》)、防微杜渐(《周易·坤》)、乐天知命、执守中正(《周易·豫》) 、勤劳节俭的生活、生产、经营方式。儒家王道政治的要务是从“修己‘安’人”,达到不同社会角色的各得其所、各尽其材、各安其位,实现社会伦理差序互补的“和”与“安”,比如上尊重长辈,下爱戴幼小,左顾及近邻,右体恤兄弟朋友等等,而不是同质化个体的所谓“平等”(equality)竞争。在儒家传统的现代话语中,克己复礼中的“礼”,经常被诠释为“谨慎定好自己的位”、“踏实办好自己的事” 、“勤勤恳恳干好本职工作”,而中国式“平等”意味着在伦理差序基础上互相尊重、谦恭礼让、互惠互利。以大事小,以仁;以小事大,以诚以敬。

  反之,在以“追求一己幸福”和“无限积累个人财富”为绝对原则的文化中,则出现了同质化的“平等”个人“自由过度,责任缺失”的诸多无序现象:个人疯狂积累财富,疯狂追求物质享受,整个社会超前无度消费;金融业不断虹吸实体经济,一枝独大,金融投机和欺诈盛行,国民经济“由实向虚”,大量资金游离实体经济冲击国内外;政客们为攫取权力讨好选民,过度使用凯恩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公共福利开支过度膨胀,大大高于社会的经济增长率,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甚至酿成债务危机、制度失灵和国家破产;为填补亏空,甚至通过向外国兜售金融有毒产品等经济掠夺手段,乃至通过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危机。巨大的制度成本则被掠夺获得的资源优势一时掩盖,这似乎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家忽略。

  笔者必须强调的是,君子务“本”观念与勤劳节俭、居安思危、执守中正的生活生产经营方式是紧密联系的。中国古代曾经有“农桑为本”的治国理念,亦曾影响法国人魁奈提出重农主义理论。而今则可以在经济领域将君子务本的观念理解为“实体经济为本”的治国理念:必须重视创造真实财富的踏实劳动,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重视农业和工业,重视基础性的科学研究,打击投机炒作和诈骗,遏制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浮躁思想在社会上蔓延;劳动不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也是人类自身发展完善的必由之途,应该倍受推崇、尊重和奖励;一定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避免虚拟经济的过分膨胀,避免以金融创新之名搞“庞氏骗局”,而后者正是美国次贷危机乃至金融海啸的直接成因之一。美国次贷危机前,华尔街金融机构无限追求金融投机利润最大化,美国经济避实就虚,地产、金融投机恶性膨胀,甚至不少学化学、物理的学生,受到“传染”也改行去学金融硕士、商科MBA,以图赚快钱、热钱。德国则基于历史教训,较为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遏制虚拟经济,注意防范金融风险,避免社会资源尤其是人才过度集中到虚拟经济中,没有按照英美的路子走。

  3.利己达人、“能近取譬”、重义守信的人际观和利益观。仁者“二人”,儒学将个体性理解为个人在人与人互系的关系中,做人、成人、成功的动态过程。 相对于“一己”幸福,融洽的“关系”才是理想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团结互助,共同发展。但凡求“利”,必先讲“义”。“义者宜也”,而“利者,义之和也”。在中文语境里“自己好”与“大家好”是难以分开的,一切好事、利益都要“大家”来分享,因此公然提倡“个人自由”、“个人财富”、“个人幸福”、“XX利益优先”、“XX利益第一”,在典型的儒家社会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词汇难以进入主流话语。具有互系思维的中国人所可以接受的,与其说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一己”幸福,毋宁说是建立在互系基础上的“大家”幸福;与其说是“一己”自由,不如说是自由与纪律、责任、秩序的统一。追求“一己”绝对的自由、过度的自由,在“中和”文化里,是不入流的。

  反之,在以“追求一己幸福”和“无限制积累个人财富”为绝对原则的文化中,“看不见的手”在理论上意味着,产品“好”几乎等于“卖得好”,尤其是取决于市场营销,甚至畸形地产生消费主义。这并不等于中国人理解的依据 “天地良心”提供社会需要的“好”产品;卖得好不好,与是不是“好”产品肯定不是一回事。可是,在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无限制积累私有财富)的旗号下,为了利润,为了卖得好,可能不择手段:只要能挑动和培养吸鸦片的消费心理,鸦片卖得好,可以赚大钱,鸦片就是有竞争力的“好”产品。销售所谓“合法”的有毒金融产品虽然不同于贩卖“非法”的鸦片,但在文化性质上恐怕是同源的,只不过华尔街的金融产品被批上了“合法”的外衣。至于如何回答这样做的后果和社会代价,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似乎不可能完成,但亚当·斯密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似乎是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谣言:“人人追求私利,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

  4. “怀柔远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第十六》)的外交思想。源于《易经》的儒学着眼于世界万物之间的互系性、不间断或延续性,没有“自我”(一己)和“他者”这样的二元对立。仁政王道的政治理念是顺应天道,“保合太和”;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周易·乾?彖》)。古代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弱小族群,往往采取开放、尊重、包容的政治姿态,儒学差异性的友谊观一方面是“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礼记·学记》),更为可贵的另一方面是“礼不往教”,不将自己的模式和观念强加于人,如果别的民族觉得好,则可自愿学“礼”。其背后的政治理念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气度,以及“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享意识。因为儒学相信:没有不同,没有差异,没有独特性,和谐与融通就无从谈起;个体只有在与他体的和谐融通之中,即在互系共生条件下才会获得良好的互惠互补状态,才会获得发挥各自独特性的舞台。以互系性思维处理对外关系,着眼于首先自律来获得恰当的关系,“君子反求诸己”。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等大量经典案例都体现着上述理念,古圣先贤以无与伦比的克制、耐心、机智和远见卓识,实践了“胜人者力,自胜者强”(《道德经·三十三》)的信念,为中华民族确立了无可歪曲的历史形象。

  反之,世界万物在另一种文化的主流意识中的印象是各自的孤立性、分散性或分离性,进而是冲突性、竞争性或不相容性。特别是“个人主义”造成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内在疏离、紧张与冲突。在此种文化理念支配下的政府,其职责不是践行中庸之道,确保“义在利先”,推行“仁政王道”,而是简而言之:几百年来为殖民扩张保驾护航的“利维坦”。当“追求一己幸福”和“无限制积累个人财富”成为绝对原则,依据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等人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理论,政府就天然缺乏对个人经济竞争行为的监管和干预职能,而是相反,对它只能扶持,乃至为虎添翼。新经济时代美国政府放任有毒金融产品的发行,正是符合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逻辑:政府不仅放任(laissez-faire),而且还要协助,炮舰政策、航母外交,积极对外转嫁“自由”的危机,这是彼政府的线世纪向中国贩卖鸦片,帮凶恰恰是自由民主政府。从“现代文明社会”的扩张到建立起二百年来主宰全球的盎格鲁-美利坚秩序,须臾离不开所谓的“文明”政府。

  5. 革故鼎新(《周易·鼎》)、与时偕行(《周易·损》)、持经达变、穷变通久的变革创新意识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的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精神等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文王》),《易经》体现出中国人做事情,不依赖绝对理念或抽象原则,不排斥实际情境中的偶然性和过程中的复杂性,而是综观人生经验的全局,平衡延续和变化,在具体的情境中追求最佳适当性(切中伦常的中庸之道)。这样的“时中”思想(situational appropriateness)赋予了中华文化宽广的包容气度、精深的战略战术思智、非凡的应变能力和可大可久的气象,也赋予了中华民族战胜无数危机挑战、独步古今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三)《易经》的文明:另一种世界观。中国与西方思想文化有千差万别,也有很多重叠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整体地、大略地综合比较,其基本差异普遍源于宇宙观、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而且,中西文明在思维上存在的差别是结构性的。两种思维意识结构,沉淀在各自的语言、行事逻辑,特别是各自的意识形态中。

  有中国古代《圣经》之称的《易经》,作为中国哲学思维的源头活水,集中反映阴阳互系性的世界观、辩证法的民族思维方式、追求辩证和谐秩序的价值观。如果说中华民族是《易经》的民族、辩证法的民族,那么《易传》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周易·系辞传上》) 就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辩证和谐秩序。“道”是中华文化的基点,“道”就是宇宙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牵出价值观、人生观。笔者认为其主要特点就是上文多次提到的:互系性(correlativity)或互系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例如:天下是息息相关、浑然如一的天下;天人合一、天人合德,而不是神人两分,上帝外在创造、主宰(超绝主义);“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易传》的核心思想形象地反映于“太极图”之中:阴阳偶对双方不是外在的二元对立的冲突关系,而是内在的互系关系,主要表现为互补互持、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差异创生万物的生生不息的和谐化过程。“道”的哲学就是探究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变化,发挥全息性、整体性、场域性的思智,达至 “时中”、“中国式和谐”(和而不同)。这里看不到超绝主义与二元对立,自然也看不到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更看不到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系列抽象、绝对的带有本质主义、普世主义色彩的概念。中国人当然就不会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绝对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反而是讲求中庸之道,追求具体情境里的中和、适当的关系(协调与兼顾人我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等等),在差异中追求普遍和谐(中国式和谐是指和而“不同”,“生生之谓易” (《周易·系辞传上》),而不是虚构出来的单一秩序的世界single-ordered world的harmony,或曰“同”而不和)。

  金融危机所反衬出的中华文明的优秀元素,体现着《易经》的境域化思维 + 过程思维 + 多重、多向、多层次思维 = 互系性思维 (correlative thinking)。儒学不是那种将宇宙看成由孤立、静止的个体组成,必须有一个超绝的力量、一种普世原则统领的传统,相反,儒学的宇宙是万物互系、互为延续、生生不息的宇宙。《易经》哲学里没有超绝主义和二元对立,更能顾全整体和长远,协调好目的和手段、理智与情感,适应变化,继承传统(或曰兼顾灵活性与原则性),关怀更广泛的利益诉求,包容更大范围的文化差异,不依赖抽象、绝对的外在教条,把道德更扎实地建立在日常经验和适当的具体关系之中。《易经》“生生”哲学赞颂“天地之大德曰生”,赞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八八六十四卦展现阴阳消长、生命运动的情态。一切都是生命现象,反映生机勃勃的亢奋活力,战胜那些割裂大生命体系有机和合关系、不利于生命生态,乃至害生的消极因素。儒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道家的上善若水、无为无不为都诠释出《易经》哲学的理想与实践的完美统一、道德与力量的完美统一;生生不息的中华《易经》哲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得以绵延至今。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明孕育不同的行为方式。建立在万物互系的宇宙观上的《易经》哲学发挥全息性、整体性、场域性的思智,其价值取向就是中庸之道,追求具体情境里的中和、适当的人际关系,在差异中追求互系共生的普遍和谐。其背后没有“一己”、“二元”、“本质”、“绝对”、“普世”,而体现着关联性、互系性、共生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并非以邻为壑、乘人之危、渔人之利、“取代”或“主导”,而是在为世界做出贡献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倘若局限于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一孔之见,“一带一路”则被曲解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被误解为全球霸权扩张。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的倡议和主张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智慧和品德: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的道德影响收获“心悦诚服”。礼让、开放、尊重、包容、互鉴是基本的政治姿态,其精髓在于“礼不往教”。这正是由中华文化自身的宇宙观、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决定的:不搞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单线单向的所谓吸引(attraction),不将别人当做达到自己个人目的的工具,不将自己的模式和观念定义成绝对的普世价值强加于人,而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下两张图就可以简略对比“一己本位”(左图)和“互系共生”(右图),左图体现的是非此即彼的单向支配控制关系,右图则富有太极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韵味。

  (一)超越个人主义“一己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盛行已经使人类逐渐陷入危机四伏的困境。面对经济金融危机、新冠肺炎流行等日益严重的各类全球性危机,人类亟需从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超越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创建出真正尊重多元文化、多种声音的命运共同体。金融危机引起有益的文化比较,儒家传统给予当今世界的礼物,就是“个人主义”之外的另类选择。

  金融危机前中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出现的急剧的此消彼涨,中西方应对金融危机的泾渭分明的态度和方式(一方面是资本大亨利益至上愈加吹大金融泡沫,本国利益至上以邻为壑,频频违反规则,将风险损失转嫁给全世界;另一方面的基本风格仍然是中庸之道,稳健领航,坚定不移地抓实体经济,平衡发展,绿色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照顾世界整体利益,追求共同繁荣)等等,泾渭分明,自然强烈地启发世人以文明为单位,去对比影响人类历史的文化元素,激发世人分辨清浊异流。

  几百年来,相继“崛起”的西方“大国”普遍遵循着扩张“一己”财富和权力的逻辑,美其名曰“国家利益”,这样的与哲学层面的“二元”、“本质”、“绝对”、“普世”,与现实中的危机、冲突、对抗穿插在一起的殖民大国,理应不是中华复兴的榜样;抽象和绝对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西方概念,往往以强者在形而下实现“一己”的财富垄断和强权政治为结果。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曾经在漫长的历史上,独立发展出迥异于西方的政治哲学,而今,复兴的中国所树立的国家形象仍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那就是自强不息、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就是倡导文明互鉴、多元共生、互利互惠的礼仪之邦。

  (二)告别“有限游戏”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James P. Carse)对社会运行提出“无限游戏”和“有限游戏”的划分。“有限游戏”是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普遍崇拜,是单独个体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竞争文化模式。有限游戏就像下象棋或者打扑克,在有限的时间里,有限的规则,玩家最终决出赢家,这是一个短期的零和博弈。在一个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时代中,金融投机、商业贸易、体育赛事、学术教育、医疗卫生、外交事务中的个人、公司、民族国家普遍遵循有限游戏的潜规则。而“无限游戏”着眼于强化唇齿相依的关系,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人们可通过持续开展游戏享受到热情氛围和愉悦,而不是一决胜负。

  美国汉学大师安乐哲(Roger T.Ames)首先借用詹姆斯·卡斯对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的定义进行中西文化比较阐释。安乐哲认为儒家伦理思想恰恰具有“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儒家哲学天下世界观所展现的正是一种基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庭伦理关系为本的认识。面对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和越来越多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人类要走出单独个体追求私利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无限游戏”上来。 人们要能超越民族、种族和宗教的边界,携手与共,获得多赢:“即如果你的邻居做得更好,也是你做得更好”。

  历史没有终结。金融危机引起有益的文化比较和交锋,是否启示人类走向思想史上的新启蒙和新哲学的转折点?一个文化“后”金融危机时代亦是否值得期待?马克思有句名言做出了回答:“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笔者提出:学者们要积极推动“世界文化秩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期待在儒家哲学发展和文化复兴的基础上,出现一个应对全球困境的另类知识框架,这对构建新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超越陈旧的国际关系思维,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XX利益第一”两个口号已经形成鲜明对照,分属两种哲学、两种文化,分别是“生生”为贵哲学和不利于生命延续的害生哲学,昭示着两条道路、两个前途。期待今天的国际关系决策者能够从理解和践行《易经》“生生”哲学(将宇宙人类整体视为一个有机和合的大生命体系与和谐化过程)来处理跨国贸易和外交关系,从而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摆脱否定人与人共同命运、破坏生命和谐关系的输赢思维、竞争伎俩,实现可持续性的共同受益。个人主义极端化不会带来“再次伟大”,甚至连新冠肺炎都难以招架;解决全球困境亟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方为“生生不已”之道。

  对儒学来说,全球困境的解决,尤其是冲突与纷争的解决途径,就是以儒学博大的心胸,关照人类的命运;就是要在价值观的自觉和自信基础上,提倡对话自信、示范自信、“教育自信” 和传播自信,返本开新,启发世人、引导世界“透过孔子的心灵和眼睛来观察和思考”,通过认真考虑我们所处的更广大的时空环境,以“万事万物互系互联”的天下世界观,来超越理性参与者们之间相互竞争、你输我赢、赢家通吃的智力和动力框架;以“生生”哲学超越害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建无限游戏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政治的革故鼎新。(注释略)246cc开奖波肖图库949494